贲圣林：金融科技化趋势与大上海新机遇

2018年3月8日，IMI执行所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在上海举行的“陆家嘴互联网金融+沙龙”上发表主旨演讲，探讨了现代金融业的演变路径、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追赶、金融科技化与中国“换道超车”、大上海金融业发展机遇等问题。他指出，历史上金融中心的形成主要靠需求拉动和制度创新，而时至今日，技术的驱动力、影响力逐渐显现。近年来，我国在对标先进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银证保等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还不高。同时，金融的科技化趋势日益凸显，我国有望借金融科技“换道超车”。最后，他指出长三角在中国的三大金融科技高地中优势明显，大上海应当把“走进去”与“走出去”相结合，打造领先世界的长三角金融科技生态城市群。

以下为演讲全文：

金融业最近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最近有记者采访我，问了一个问题：“蚂蚁金服是不是新经济？据说它不在这次支持新经济企业A股上市的名单里？”个人认为，蚂蚁金服这样的企业不仅是新经济的一部分，还是赋能新经济的重要载体，它不在这次的上市名单里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连这样一个企业都受到质疑，不禁让人反思是否是金融行业本身的社会声誉出了问题。就像我们曾经大谈“互联网金融”，但过了不久便不愿提及，改称其为“金融科技”，而现在“金融科技”一词也逐渐被污名化了；最近的ICO（首次代币发行）事件，把区块链这一底层技术也污名化了；还有一些企业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号，做着非法的事情。这些现象都值得金融行业从业者乃至全社会深思。

金融是什么？有人说，把钱从别人的口袋里掏出来放进自己的口袋就是金融，我不以为然。现在金融圈名声不好有很多原因，我担忧的是我们赚到了钱但却丢了声誉。最近在一个场合我被介绍成科学家，我听了热泪盈眶。什么时候我们金融家才能获得像科学家一样的尊重？

上图是目前全球市值位列前十的公司，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市值都在3000亿美元以上。苹果公司的市值目前接近900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可以看到，前十家公司中有七家科技公司、三家金融公司，而且前六名都是科技公司，而有些著名的机构如花旗、高盛等却榜上无名，甚至排在二十名之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企业中很多名字都是以字母“A”打头的，前四位苹果、谷歌(其母公司Alphabet)、亚马逊、阿里巴巴都是以“A”打头，这也是以便于传播、抢占市场为出发点设计的。

另外，这十家公司中有七家来自美国，三家来自中国。相比于二十年前中国企业榜上无名的窘境，中国已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三家企业（腾讯、阿里巴巴、中国工商银行）虽然不是100%由中国人拥有，但其依托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是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上图还反映了传统产业正在让位于新兴产业的过程，例如著名的通用电器榜上无名。与此同时，金融巨头也正在让位于科技新贵，例如纽约作为传统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让位于硅谷。

总而言之，从这个榜单中可以看出新经济完胜、技术完胜，这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估值与企业科技化程度、数字化程度是紧密相关的。科技公司拥有很高的市盈率（PE）和市净率（PB），而传统金融行业的PE和PB则低的可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今天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是：

第一，金融业的“前世今生”；

第二，金融业的中国追赶与上海定位；

第三，金融科技化与中国换道超车；

最后，“大上海”的新机遇。

讲这四点，主要是希望回答以下问题：现代金融业是如何演变的，它的发展路径是什么？正在动摇我们金融业的巨大力量是什么？我们金融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全球金融科技的格局究竟是什么样的，上海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上海的机遇在哪里，该如何发力，如何抓住机遇、补齐短板？目的是让大上海在新一轮的金融科技浪潮中能够勇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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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前世今生’

现代金融业的前世今生，大约持续了一千年。

第一阶段是“威尼斯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海港业务，以海上通道霸占了全球的贸易，仅仅历经三百余年便于十三世纪成为全球贸易的霸主，达到顶峰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威尼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于117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银行——威尼斯银行。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有一些经典人物和片段，比如好人安东尼奥借钱不收利息（但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商业模式不可持续），而坏人夏洛克则要割逾期不还款的欠债人身上的一磅肉。这类文学作品也从某个角度反映出当时威尼斯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阶段被称为“荷兰时代”。我在荷兰银行工作了十年，对荷兰这个国家有些感触。荷兰领土面积不大，但非常令人尊敬，创造了很多个“第一”。1581年才独立建国的荷兰于1602年就建立了全球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也是第一家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在1656年就在中国开设了分公司，包揽了当时全球50%的贸易，拥有着全球75%的航运商船。而在金融领域，荷兰在1609年便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和第一家公共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不仅如此，存款账户、透支账户等产品也是由东印度公司首创，并沿用至今。

不幸的是，历史上第一个金融泡沫也是荷兰人创造的。当年最疯狂的时候，一支郁金香的卖价达6700荷兰盾，约等于45个荷兰人的年收入，足够买阿姆斯特丹河边的一栋豪宅。当然，“郁金香泡沫”最终破灭，荷兰也由盛而衰。

接下来是第三阶段，即“大英帝国时代”。英国通过发展殖民地，控制海上霸权，成为了当时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由此英国金融时代来临，英镑也成为了世界货币，全世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便是在1694年以股份制的形式创立的。可惜的是，1720年“南海泡沫”破裂，股市重挫，就连当时著名科学家牛顿也在股市中巨亏2万英镑，并留下了著名的感慨：“我能计算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测人类的疯狂。”大英帝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经济在这段时间内元气大伤，直到百年之后大英帝国的资本市场地位才得以逐渐恢复。

第四阶段是大家熟悉的“美利坚时代”。1776年才建国的美国于1792年就在纽约签订了《梧桐树协议》，并在1863年正式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份制的美联储是在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以后才于1913年建立的。

回顾金融业的前世今生，可以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现代金融业源于欧洲，始于国际贸易。第二，时代的变迁由经济实力决定。第三，过去金融基本上是以批发金融为主，主要服务于国王、政府、大公司和机构客户，而这些客户又集聚在伦敦、纽约等地，因此这些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顺势形成。当时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对此几乎没有影响力，往往是需求拉动和制度创新成就了金融业和金融中心。而时至今日，技术的驱动力、影响力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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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中国追赶与上海定位

现代金融走过近千年的历史，在金融业和国际金融格局不断变迁的大背景下，中国是如何追赶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这近四十年中认真学习英国、美国等近代一些既是金融业霸主，又是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经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都以西方主要金融机构为标杆，努力追赶。首先是一直在努力学习的中国银行业，那么其学习效果如何？

上图将2005至2014年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阶段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比较。在这十年中，我国银行业税后利润年均增长率为24.8%，西欧、欧盟基本上是-3.9%，而美国约为0.7%。经过十年发展，中国银行业快速增长，2014年税后利润达2700亿美元，与美国持平，而在2005年这一数字还小得可怜。值得说明的是，在这“黄金十年”中，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发展速度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银行业不仅跑赢了全球，还跑赢了中国的GDP。在这十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在8%左右，而中国银行业资产CAGR（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7.7%。时至今日，中国银行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一，其资产规模近于GDP的三倍。按照银行的资产规模排序，全球前几名基本上被中国的银行包揽了。但中国的银行业规模大而不强，很多上市银行的市盈率长期处于低位水平，甚至有一段时间市净值低于1。

为了量化分析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水平，本人所在的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AIF）的金融国际化研究室做了一项研究，对中资银行的国际化水平进行指数评估，并把五大洲19个国家共49家银行，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纳入研究范围，研究其国际化水平。

研究发现，欧洲银行包揽了银行国际化程度的前十名。以100分为满分，榜单前五名平均为57分，而在中资银行中排名第一的中国银行仅得26分，且这还是在其香港业务计入境外的情况下。尽管中国的银行业在对标国际的情况下进步很大，但与国际顶尖水平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

再来看看中国的证券行业。中国在1914年才成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比全球首家交易所的诞生晚了近三百年。

上图是目前全球市值位列前十的证券公司。不难发现，已有五家中资证券公司跻身榜单前十（中信证券、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和广发证券），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证券业的影响力、业务拓展、研究水平和定价能力与国际顶尖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对很多国际规则还不了解。

而中国的保险行业追赶压力也不小。虽然中资保险机构在全球保险业市值前十名榜单中占据三席，但其在产品、服务、品牌、风控能力、再保险能力、定价能力甚至行业自律、行业道德等方面都与国际顶尖水平有很大差距。

浙大AIF金融国际化研究室对中资保险公司的国际化程度进行了指数评估，以100分为满分。从指数排行来看，欧洲保险公司相对表现较好，如法国安盛、英国保诚的得分均在80分左右；而在中资保险公司中排名第一的中国太平保险仅得29.6分，足见其在国际化经营能力上的差距。

我国在对标先进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全球金融业国际化发展的跑道上奋力追赶。那些年，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交易聚集地的上海，肩负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任，在这条跑道上追过纽约，追过伦敦，追过香港。我们追赶的脚步不停，但差距依然明显，金融机构大而不强、发展不平衡，这现象在银证保等行业、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多层次资本市场中都普遍存在。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趋势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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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化与中国换道超车

这个趋势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不像是一只“黑天鹅”，而更像是一只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行业忽视的“灰犀牛”。这个趋势就是金融的科技化。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曾在同一条跑道上苦苦追赶前方的传统金融中心，但当前面的标杆出现问题时，我们是不是该迅速抓住机遇，换道超车？

其实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早在二战后的1945年，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后就开始了。时至今日，金融科技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金融IT阶段”、“互联网金融阶段”和“智慧金融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金融IT阶段”。在这期间，主要体现的是传统IT的软硬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例如50年代出现了信用卡，60年代出现了ATM机，70年代开始出现各类金融衍生品等。到80年代，英国开始出现“金融工程师”这一概念与相应的岗位；90年代出现的CRM（客户管理系统）改变了以往每个银行系统完全不对接的局面。随着技术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的产品更加多元，其服务的对象范围也逐步扩大，触及覆盖到了个人客户。

第二阶段是过去的二十年左右所经历的“互联网金融阶段”。这一阶段源于英美，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在金融行业的使用1995年，全球第一家纯网络银行在美国诞生；1998年，支付宝的“师父”贝宝（Paypal）在美国加州成立，比支付宝诞生早了五年；2005年，全球第一家网络借贷平台Zopa在英国伦敦成立；2007年，全球最早上市的网贷平台Lending Club诞生在美国硅谷（后于201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等等。这些足以说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很多创新还是源于英国、美国，而这些国家的从业者拥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可喜的是，在这一阶段，我国出现了“换道超车”的喜人局面。支付宝虽然较贝宝（Paypal）晚五年成立，但其现在的规模已经是贝宝的数倍。在互联网保险领域，众安保险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保险企业。在金融IT阶段，我国与领先者的差距依然很大；但在互联网金融这个阶段，中国已然有所超越。当然中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发展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那就是从启蒙、起步、高速发展，到现在相对规范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金融与科技融合的第三阶段，即“智慧金融阶段”。如今，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风起云涌，与金融的结合也日臻完善，常常碰撞出火花。每一次金融科技化的背后都是科技力量在推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科技为我们带来了产品创新、服务体验升级、应用场景扩展、内部管理效能提升等等。

金融科技的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七大方面，包括迭代加速化、主体多元化、用户大众化、市场全球化、服务实时化、组织扁平化和要素科技化。可以发现，行业的中间层越来越少，后台技术正在走向前方。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终端和大数据风控等技术的出现节省了大量人力，也造成了人才需求的改变。在科技化的大趋势下，行业需要的人才不仅是专于金融、贸易、企业管理、经济学的专业型人才，而更多的是同时懂技术和金融的复合型人才。

当前，传统的金融中心正面临转型，全球经济的科技化这样一个“灰犀牛”现象已然出现。而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和美国的独角兽企业无论在交易规模、业务种类、产品种类等方面均优势明显。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学习阶段实现了超越，中国实践也开始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从中国模仿别人到别人模仿中国，从C2C（Copy to China）到CFC（Copy from China）。因此，在金融科技领域，如何总结中国实践、抢占世界高地、制定全球标准、引领世界发展，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而中国的金融科技要想做到这一点，为世界提供一个好样板，就应当更加规范地发展。这需要业界、政府和学者的共同努力，当然也需要解决众多问题。首先是明确战略导向，金融一定要服务实体经济，要有普惠导向。其次是找准战略定位，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中生优”；是创造新的需求，还是改善现有的需求；是服务以前没有被服务的客户，还是从现有的客户入手；提供的产品是现有产品的补充，还是直接与传统金融竞争，等等。

在新金融领域，金融科技如何赋能？对金融科技而言，首先其产品相对传统金融而言应该更加简单、透明、标准化；其次，其应用场景应该是无时无地不在，渗透到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破传统金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第三，其客户群体往往是之前没有被传统金融服务到位的客户，其服务满足的是如小微企业、农村金融或高端客户的零散需求，而非传统银行的主要客户的主要需求。由于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错位竞争，其主要用户相对来说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因此一定要遵守金融适当性原则，注重消费者保护，仔细考量产品是否适合客户、对风险有无虚假陈述、规则是否简单清晰等等。

一般而言，金融科技化的转型有三大驱动力，那就是价值驱动、技术驱动和规则驱动。首先是价值驱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体系欠发达，存在很多金融服务不完备的情况，所以给了金融科技“可乘之机”，催生出了新金融。比如支付宝的便捷支付和余额宝的存款功能在中国很受欢迎，就体现了它的价值。

第二是技术驱动。一个日益明显的现象是，过去存在的基础技术正逐渐被应用在金融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应用技术正逐渐改变着金融服务的表现形式，而中国在此方面表现不错。例如，人工智能的概念早在1956年就被提出，但经过技术演变，如今我们已经能利用人工智能（具体来说是机器学习）开发智能投顾系统，利用程序进行投资决策推荐；大数据也非新概念，但在经历多年技术演变后，如今已被用于金融反欺诈领域；传统的密码学在叠加生物技术后，可以被应用于身份识别领域。未来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将越来越普遍，如移动支付、智能投顾、公有云、区块链等技术都已经或即将在金融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第三是规则驱动，也就是监管。科技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业的生产力，但相应的生产关系等规则却没有与时俱进，需要跟上脚步，加快调整。

过去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中国成功地步入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快车道。未来，价值驱动、技术驱动的影响还会加速，与此同时规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能否在金融科技领域保持引领世界的良好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监管能力是否能快速提升。目前来看，金融科技的监管能力是我们的短板，仍需努力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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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新机遇

在换道超车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科技产业究竟表现如何？浙大AIF团队从企业、用户和政府这三大市场参与主体出发，以金融科技产业、金融科技体验和金融科技生态为三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着眼网贷、众筹、第三方支付、大数据征信、区块链五大行业，以全国37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样本对象对各个城市的金融科技发展现状进行数据呈现和量化分析。该指数（2017中国金融科技中心指数）于2017年9月29日在杭州发布。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在总体排名中，北京位列第一，上海紧随其后。从上海的具体情况来看，其在产业维度和生态维度上表现抢眼，均位居第二，而体验上则相对较弱，位列第五。

基于指数结果，我们提出了当今中国的三大世界级金融科技高地（见上图），包括既是经济重镇又是金融科技重镇的京津冀地区（包括雄安），以深圳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上海和杭州双核引领的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南京、合肥五城均位列前二十名）。可以看到，长三角在中国这三大金融科技高地中优势明显，其相对于京津冀来说区域发展更为均衡，相对粤港澳来说区域文化相对接近而更易和谐（粤港澳联通需跨越边境口岸），而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又方便辐射全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大上海在金融业的机遇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要“走进去”。上海在过去一直追赶学习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城市，但在当今金融科技化的巨大浪潮下，上海应更多地将眼光收回来仔细审视长三角、审视全中国，关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长的一些原创业态和企业。在这一方面，上海需要“放下身段”，定位成为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的五星级“店小二”。

第二，上海要“走出去”。“走进去”和“走出去”是相互促进的，“走进去”是为了更好的“走出去”。如今，中国的一些实践正在被广泛认可，特别是被发展中国家所认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走出去”的实力。我们应该看到，上海在专业人才和经济实力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其国际化程度很高。但是，上海过去的国际化是帮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如今我们需要调整国际化的方向，不仅要引进发达国家的人才，还要让中国优秀的人才帮助中国优秀的产品和企业“走出去”，把中国的经验全球化。上海需要把握行业趋势，及时调整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战略，发挥自己的独到优势，引领建设领先世界的长三角金融科技生态城市群。我非常希望看到，长三角城市群如同群星璀璨，而大上海成为那夜空中最明亮的星。

各位朋友，现代金融业走过漫漫长路，我们曾以英美为标杆努力地模仿学习，上海也是以纽约为标杆奋力追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差距依然明显。但如今，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化的速度正在提升，“技术驱动”“场景依托”和“监管合规”正成为主导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三支核心力量。而以所谓的“ABC”（包括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云计算Cloud）等为标志的新科技使金融江湖风起云涌，也给传统金融的行业模式和传统金融中心的江湖地位带来了较大的压力。我们曾视作标杆、努力追赶的传统金融中心，正在逐渐被我们在新跑道上超越。在金融科技化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阶段，中国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换道超车，呈现出领先全球的喜人态势。在此过程中，大上海需要把握行业趋势，及时调整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战略，发挥自己独到的优势。对内，要主动对接江浙皖，引领长三角区域建设，做中国的五星级“店小二”；对外，要将中国的新金融模式带向世界，把中国的经验全球化，共同打造领先世界的长三角金融科技生态城市群。

各位朋友，当今时代可以说有两大趋势，一是新兴科技产业正在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第二是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全世界的格局。我认为，大上海应该站在更高的新历史方位，具备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更主动地抓住历史发展机遇，那么上海金融（科技）中心的前景一定会非常光明。

编辑  罗琦 赵玉卿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来源  浙大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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